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之路崎岖不平，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回升，全球 FDI有望于2017年恢复增长。中国在2016年跃居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本文对世界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论述和分析，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规模；
制造业；
跨国并购 一、 引言 上个世纪，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实力约束，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无较大发展。但在近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经济基础较薄弱、企业发展较慢等原因，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贯彻“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区域到全球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近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缓慢甚至小幅下滑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强势增长状态，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改善就业及促进资源优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杨盛淇（2017）对中国对外投资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及缓解我国资源短缺问题。李兵（2008）以日韩的对外直接投资为实例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的替代或互补效应，会影响贸易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贸易结构的转换的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贸易利益分配。冀相豹（2014）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制度因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依赖性明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制度因素好或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并对制度因素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吴雨天（2018）利用相关数据建立了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符合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协整关系认证，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也依靠着国内经济水平的支撑。王羽涵（2016）利用LMDI的加法分解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解，得出投资效率效应因素和经济活动效应因素是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投资效率效应因素中，第三产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影响最大。黄莉（2016）利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结构的影响，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只要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行业等，其中联系最紧密的是制造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大的是制造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而对商务行业的影响较小。张帆、杜欣媛（2017）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推动中国对外投资效率提升的重要产业是制造业，可通过寻求型对外投资方式不断获取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企业管理技术；
加快服务贸易出口，增加贸易逆差，优化对外投资行业比重以提升对外投资效率。宋勇超（2018）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产能合作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有所缓解但不明显，中国应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产能合作，完善约束和激励机制；
建立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产能利用率。王晓琼（2017）通过对中国与 34 个 OECD 东道国的相关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并建立了计量模型，得出结论：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文化差异越小，越有利于带动两国投资活动的发展；
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更倾向于地理距离较近、运输成本较低的国家。陈俊聪、张瑾（2018）通过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对2005－2014年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减贫存在非线性空间关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和显著的空间外溢性，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对外直接投资在减贫方面还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减贫弹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深化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趋势。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并且中国于2016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本文将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现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问题与不足，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利用外商投资的优化与解决建议，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世界直接投资状况 (一) 世界直接投资总规模 2017年6月7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下降约2%，至1.75万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下降幅度更大，降幅达14%，流向最不发达国家和结构疲弱的经济体的资金仍然处于不稳定和低水平状态。尽管贸发会议预计，在2017-2018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将略有回升，但预计仍将远低于2007年的峰值水平。

如图2显示，由于大规模的公司内部重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2015年出现了激增，但在2016年失去了增长动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2％，至1.75万亿美元，主要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同时经济政策及地缘政治存在重大风险。因经济增长疲弱，发展中国家流入的减少部分抵消了发达国家的适度增长和转型经济的大幅增长。

因此，2016年发达国家在全球FDI流入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占总数的59％。

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将呈现温和复苏的势头，2017年前景审慎乐观，主要地区经济增长的综合回升和企业利润的提高将提高商业信心，从而提高全球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预计制造业和贸易的周期性增长将导致发达国家增长更快，而商品价格的可能上涨应该能够支撑2017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推动全球FDI流动小幅增长。

2017年全球FDI流量预计将增长约5％ 几乎达到1.8万亿美元。预计全球FDI流量在2017年增长5%，达1.8万亿美元，预计全球直接投资流量的适度增长将持续到 2018 年届时将达到 1.85 万亿美元。然而，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仍低于 2007 年1.9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而且投资者地缘政治风险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2017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复苏的规模和形势产生影响。

(二) 世界直接投资结构特征 1.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对外直接投资小幅回落 全球直接投资的复苏之路崎岖不平，虽然在2015年大幅回升到1.77万亿美元，但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出现了小幅回落，同比下降1.6%至1.75万亿美元。

这主要是因为在2016年，欧美发达国家由于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欧洲选举和美国特普朗上台等原因，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浪潮。特别是特普朗上台后反对全球化，为了促进美国工业发展和增加就业，他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要求放弃太平洋协议并更改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提高关税。这些事件引起了全球的跨国投资者的不安，是的他们的投资决策更加谨慎小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下滑。

2. 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量小幅上升，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仍集中在亚、欧和北美洲 如图3所示，2016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小幅回落的情形下，全球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却出现小幅上涨，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入量保持增长趋势，从2014年的5.2千亿美元到2016年的1.03万亿美元，实现了翻倍增长，并且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59%。而全球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量却在2016年受到了重创，虽然从2014年到2015年出现了回升，但从2015年的7.6千亿美元下降到了6.5千亿美元，下降了14%。

如表1图4所示，虽然欧美发达国家2016年的逆全球化浪潮导致全球直接投资出现小幅回落，但全球投资者仍更加倾向于在欧洲和北美洲地区投资。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历经2015年的翻倍激增后，在2016年较去年下降了约33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6%，但其流入量仍然占据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的33%，是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区域。亚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6年比2015年下降了15%，回落到了约4430亿美元，但亚洲仍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区域，占据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28%。北美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6年实现了持续增长，较2015年同比增长了9%升至4520亿美元，在全球占比26%，与亚洲区域相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在2016年下降了近230亿美元，全年同比下降14%，在全球占比9%。非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5年的基础上同比下降了5%，在全球占比4%。

3. 美国稳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大来源国与目的国，中国跃居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根据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在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前十大目的国中，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占6了6个。如图6所示，美国仍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国，吸引了3,910亿美元的流入量比2015年增加了约430亿美元。其次是英国，由于大型跨国并购交易的影响，英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上涨，吸引了254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幅将近800%， 从2015年的14位跃居到2016年的第二位。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位居世界第三，额度达到了1340亿美元，但由于中国在调整和优化吸引外资的结构，额度比2015年下降了20亿美元，同比下降1％。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来看，如图7所示，虽然2016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有小幅下滑，但美国仍以对外直接投资2990亿美元稳居全球最大投资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在2016年激增了44%，对外直接投资1830亿美元，从2015年的第五名跃居全球第二大投资国。荷兰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也出现了较大增长，以1740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三。日本与加拿大分别为全球第四和第五投资国。

4.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的流入量增长迅速，但服务业仍占据领头地位 在2016年，全球各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农业产品作为初级产品，受2014 年中期以来初级商品价格大跌的影响，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且利润低，在201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滑的整体态势下，跨国投资者对原材料和能源的投资意愿下降，农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仅占全球的8%，全球占比较往年稍有上升，仍处于三大行业中的最低位。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一直保持稳定，但服务业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6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2015年的68%跌至51%，但是在金融，商业活动，贸易和通讯等行业的支撑下，服务业继续占据全球外国投资流入行业的领头地位，2016年的服务业的跨境并购主要包括包括食品和饮料，石油和天然气，电子，公用事业和贸易活动等方面的大宗交易。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服务经济或“去工业化“过快的国家发出了警告，即缺乏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支撑,服务经济过快发展所形成的经济体系往往是不稳定的或脆弱的。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或“重振制造业“等发展战略；
德国实施“工业4.0”发展战略，鼓励创新，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
美国特朗普积极实施“制造业回流”计划，旨在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并且积极实行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引起了其他国家对制造业创新的重视；
中国也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推动制造业向高端生产、智能制造发展。由于以上等原因，2016年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有将近41%的额度流入到了制造业，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全球占比大幅上涨，并保持了持续上升趋势。2016年的制造业的跨境并购主要包括包括电器和电子设备、食品和饮料、烟草等方面的大宗交易。

5.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境并购为主，绿地投资增长缺乏动力 从进入模式看，全球FDI 的增长主要受跨境并购的推动。如图9所示，全球跨境并购从2013年后保持持续增长状态，2016 年，全球跨境并购销售总值上涨约18％至8,690亿美元，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三大行业跨境并购销售额增长迅速，特别是在电子，食品和饮料，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活动和公用事业等主要行业。受到Anheuser-Busch Inbev – SABMiller集团等少数几个巨头的推动，制造业在交易价值方面在连续二年内占主导地位。

与2013-2016年期间跨境并购价值快速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绿地投资价值仅稍有增加，表明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扩张方面进展相对缓慢。

2016年，绿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公布的价值增加了​​7％，达到8,280。但是在制造业上出现下滑，该行业的绿地FDI总量下降约9％至2,920亿美元。相比之下，公布的第一产业的外国投资受到一些大型公告的推动增加到540亿美元。由于少数国家的建设投资集中激增，绿色金融服务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出现增长，增长15％至4,810亿美元。但总体来说，绿地投资增长乏力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活动扩张有限，全球生产性投资依然不足。

6. 国际投资政策总体上仍是加深自由化与便利化，但对外资加强监管和进行限制的措施也在增多 据贸发会议统计（如表3所示），2016年，全球58个国家和经济体制定了124项关于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比上年增加25％以上，是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有84项措施是促进外商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占全年出台政策总数的68%，表明全球投资政策总体上是继续深化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然而。所有措施中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的比例下降到79％，远低于1990年代贸发会议年度报告初期的90％以上；
同时限制性的外商投资政策数量也在增加，有22项措施是引入了新的投资限制或规定，占比18%；
中性政策出台了18项，占政策总数的14%。这些数据表明全球投资政策总体走向自由化的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外资的监管和限制。

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一) 投资规模 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回落。在继2015年强劲上扬后，2016 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45 万亿美元，呈现小幅下降。在大规模海外并购浪潮、以及“一带一路” 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战略、“走出去”工作体系不断完善的推劲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中国一成为对外直接投资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

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战略时就开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一直在迅速扩大。中国商务部在2003开始发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如表4所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一直处于攀升姿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实现了14年连增，2005年对外投资流量突破百亿美元，2013年超越千亿美元，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961.5亿美元，增长了72.6倍，达到了历史新高，在全球占比13.5%，全球占比排名也从2002年的26名在2015年上升到了第二名，并在2016年联蝉第二名，占比首次超过一成，连续两年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同期吸收外资规模，双向流动趋于动态平衡，且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输出，从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大国变为资本净输出国。

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实现了连年增长，从2002的299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13573.9亿美元，翻了45.4倍，全球排名也从25位跃居第六，在全球占比提升至5.2%，2016年末中国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的境内投资者达2.44万家，遍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外设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达3.72万家。

(二) 投资行业分布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行业也在朝着多元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行业的单一经营方式到多种方式，从单一行业逐渐扩展到国民经济全行业，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在不断地调整和优化。根据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广泛，门类齐全，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 个行业大类。

如表5所示，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看，2016年18个行业中有六个行业的投资流入量突破百亿美元，也有四个行业出现了负增长。其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服务业领域，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在2015年小幅下降后在2016年迅速发展，以657.8亿美元的投资流量稳居第一位，同比增长了81.4%，占全年流量总额的33.5%。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产能过剩严重,国内制造业成本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谋求奔赴海外投资寻求资源与市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国家也意识到制造业升级的必要性，为了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定并开始实行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以及推行国际产能合作尤其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使得中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迅速上升，比2015年增长了45.3%升至290.5亿美元，以14.8%的占比跃至第二位，主要是流向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制造业等。

批发与零售业流入208.9亿美元，以10.7%的占比位居第三。金融业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流量为149.2亿美元，占比7.6%，从2015年的第二位跌至第六位。除了金融业外，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都出现了同比下降现象。采矿业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投资流量同比下降了82.8%跌至19.3亿美元，排名也下滑到了13位，创下2005年以来的新低点。而卫生和社会工作及教育的投资流量则增长迅猛。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看，2016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以第三产业为主，占比76.3%，存量金额达10360.4亿美元，主要行业为利润高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
第二产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2.7%，以采矿业为主；
由于国际市场初级商品价格低廉利润低，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投资存量低，仅占比1%。

(三) 投资地区分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逐年向全球各地扩散，投资地区数量快速增加，到2016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遍布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广泛，占全球国家和地区总数的81.2%，2016年新增了两个投资地，分别为洪都拉斯和布基纳法索。但投资区域也呈现高度集中的状态，主要集中在亚洲、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五的国家流入量总额就达1600亿美元，占全部投资流量近87%。自2014年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来，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成为新的亮点，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500亿美元，完成了近2000项企业合作项目。

2016年，发达经济体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共有368.4亿美元流入发达经济体，同比增长了94%。亚洲的流入量仍是六大洲中最高的，流量为1302.7亿美元，占比66.4%，同比增长了20.2%，主要是流向了中国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中国香港的投资同比增长了27.2%达到了1142.3亿美元，但对东盟10国的投资却同比下降了29.6%。流向美洲的投资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趋势，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分别同比增长了115.9%和89.9%，主要流向了美国、加拿大、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金融发达地区，受青睐的单个投资接受国仍是美国，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对美国的投资同比增长了111.5%，对加拿大的投资同比增长83.7%。对欧洲的投资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投资额达106.9亿美元，主要流入德国、卢森堡、英法等发达国家。流入大洋洲的投资占比2.7%，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创历史新高，达41.9亿美元。唯独对非洲的投资出现了负增长现象，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下降了近两成，仅投资了24亿美元。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存量为11426.18亿美元，占比84.2%，在发达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存量增长速度正逐渐提高。中国在亚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多，存量为9094.5亿美元，占比67%，其中85.8%的存量是对中国香港的投资。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只要集中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两地投资存量占全洲的93.2%。

(四) 投资方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主要以跨国并购、绿地投资、合资经营三种方式。中国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成立合资公司或设立海外子公司的方式为主，跨国并购规模在逐年扩大，近几年，中国跨国投资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跨国并购案例宗数却保持持续增加的趋势，并购金额也在快速增长。2016年，跨国并购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绿地投资为辅助方式。

由于中国“十三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制定与推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更专注于提升品牌、核心技术和市场的共赢。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非常活跃，涉及领域广泛，一共完成了并购案例772项，遍布了全球7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金额达2640亿美元，数量金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2016年中国最大的海外并购项目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88.8 亿美元收购南洋商业银行100% 股份；
并购领域也涉及到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18个行业大类，其中制造业居于首位，并购金额达301.1亿美元，占比22.3%，其中最大的项目就是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家电业务项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264.1亿美元位居第二。

在绿地投资方面，中国绿地投资经历了2015年的大幅增长后，在2016年无论是投资金额还是投资案例数都出现了下降现象，中国绿地投资逐步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企业对外绿地投资主要是为了扩展国际市场，利用全球资源，接触先进研发成果、生产技术以及成熟的管理经验，以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五) 投资主体结构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投资的主体以外贸公司和外经公司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格局，国有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多种投资主体类型开始参与境外投资，企业覆盖面广，但国有企业一直占据着绝对“主力”的地位。国有企业主要以投资、办厂、技术合作、管理合作、资源开发、科研攻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全方位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种全方位的新模式使得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技术、竞争力、市场参与能力、品牌、人才、企业管理和资产配置等全方位提升。

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发展活跃，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大幅增长、投资者数量飞速上升、投资主体呈现出多样化，逐渐成为中国“走出去”的生力军。不仅如此,中国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数不断增长,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民营企业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利益激励机制,可以有效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虽然投资金额有所下降，跌至1549.1亿美元，但投资案例数仍保持增长趋势，海外并购数达到395起。

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 投资绩效水平低 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水平所主要采用的指标，该指数由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提出，是用一国对外投资流量(FDIi)占世界对外投资流量(FDlw)的份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i)占世界生产总值(GDPw)的份额的比率来表示：
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世界平均水平为１，若指数低于1，则表明该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越大，说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和能力越高，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

2006年到2016年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水平呈波动増长态势，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不断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我国OND指数上升明显，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显著提升，经过五年持续增长后2016年OND指数达到了0.91，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依然有一定的差距，表明当前我园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跨国公司缺乏所有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偏低且效益较低下，这些也与中国企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总体技术水平和创新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在品牌和管理方面全球竞争力较低。

(二) 投资行业低端 中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 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就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对外投资规模也迅速扩大，但是中国制造业 “大而不强”，制造业国内面临产能过剩、出口形势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国外面临着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品牌国际认可度低、价值链上下游环节衔接不紧密、低成本优势丧失等问题，中国贸易比较优势也呈边际递减：一方面，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战略使得高端制造业不断回流，另一方面中国要素市场价格上升，中低端制造业的成本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这些产业逐步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然而，价值链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对我国制造业进行封锁和挤压，处于价值链从属地位的中国制造企业自身产能过剩，成本压力转移困难重重，使得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慢。

中国正在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中国制造业GVC参与程度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地位。产品附加值低、生产成本高、效率差、研发水平低和人才供给不足是“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的主要原因。

(三) 合规性风险突出 随着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发展。但同时，企业对外投资也出现了严重的盲目投资现象，由于海外市场相关资料较少，有效信息匮乏，如对东道国投资政策、投资环境、行业发展水平等核心信息的获取缺乏合适的渠道，缺乏专业人才和专业技能对信息进行有深度、有针对性的分析，导致部分企业投资者盲目追风投资；
同时企业面临的市场准入壁垒、投资目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风险日益增加，部分投资项目也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加上我国相应的监管和惩处政策措施不完善，不仅易于造成投资失败、给企业带来严重经济损失，也对我国对外投资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化造成较大制约。

这些现象造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合规性风险突出，国内外监管逐渐严格，国家监管部门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支持正常的海外投资，加强投资真实性审核；
境外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趋严，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同时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中国国有企业。

(四) 民营企业受到约束 虽然在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发展活跃，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大幅增长、投资者数量飞速上升、投资主体呈现出多样化，逐渐成为中国“走出去”的生力军。但中国对外投资主体仍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活动中仍受到政策歧视和体制约束。

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中，仍存在融资困难，利用外汇难和“玻璃门”资格等政策歧视和约束。在融资方面，政策性银行虽融资产品多样，但对民营企业来说融资门槛过高，而商业银行又融资产品较少，无法满足民营企业的融资要求，所以国内银行贷款主要向国企倾斜，这也导致了民营企业在面对重大收购海外项目时融资渠道狭窄，融资困难，只能依靠自身资金，难以实现境外投资；
同时，企业投资海外项目需要融资时，只能以国内的资产进行抵押，国外资产不能抵押，阻碍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国内融资成本比国有企业高出约10％〜30％，许多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在投资境外项目时获得大额的银行贷款。在利用外汇方面，民营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仍然存在歧视，在外援项目资格上仍然会遭遇“玻璃门”问题。

五、 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一) 建立技术创新平台和工业标准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关键在于提升国内的自主研发设计和创新能力，这种创新既包括研发设计方面的创新，也包括商业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创新；
中国应该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运用“互联网 +”的全新思维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加快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增强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
可以借鉴德国的研发体系，建立并强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合作型的高效创新研发平台，政府与企业提供研发经费，个人提供知识与劳动，不同研发机构之间互动配合，协同研发，提升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与效率。

一套完善的工业标准，可以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工业制造企业在跨系统、跨平台生产时的不兼容问题，有效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目前，中国的工业标准主要是借鉴德、美、日等国家的标准，由于各国的工业标准本身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既没结合自身情况加以整合，也没有统一规定使用某一标准，工业企业生产标准较为混乱。应加强与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合作，加快与国际制造标准对接，积极引进、学习德国、美国等制造业相关标准，结合自身制造业发展水平及特点，对不同国家的工业标准进行整合、统一，遵循制造业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加快制定中国制造综合标准化体系。 (二) 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支持和驱动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崛起，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着明显的战略支持和驱动作用。主要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有着内嵌的高级要素知识溢出效应，可以推动制造业向设计研发、技术创新、品牌营销等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中国应积极形成并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转型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加快培育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让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部口成为驱动制造业转型的＂发动机巧推进器＂，带动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服务化，提高制造业的技术与研发价值；
为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注入更多的知识、信息和创新元素，推动制造业产品结构和品质升级，在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和层次变动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

(三) 增强法律意识，理性投资 这要求中国企业在今后的并购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积累对外投资经验，加强对东道国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了解，另一方面还要深化和东道国政府和被并购方的交流合作，尽可能清除技术转移过程中的障碍。

在企业方面，企业要培养并加强法律意识，对合作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周密彻底的调查；
同时要密切关注监管公告提供的相关信息，对目标国的有关法律和政策有个较为深入的了解;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保持审慎的态度进行理性投资。在政府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对外投资的相关立法，明确并规范投资主体的行为和权利义务，对境外投资市场的运作秩序制定一个有效合理的规范，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加强各国政治上的互信互利，促进各国创新方面的合作，推动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谈判取得进展，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另外，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团队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关注海外华人投资热点，了解世界经济法律，可通过积极地并购海外的律师事务所或在海外设立律师所分支机构等方式拓展业务，同时吸纳高素质的国际法律人才，改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