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部编版选择性必修中册第四单元,学段三“单元主题＋”阅读与积累,学案（word版含答案）

学段三　“单元主题＋”阅读与积累 一、单元主题＋拓展阅读 文一：
中国的娜拉们 宋宝珍 在五四时期，中国文艺界出现了“易卜生热”，更具体地说是“娜拉热”。娜拉是易卜生1879年创作的《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她本来是一个痴情的活泼的妻子，丈夫病重时，她冒名签字借钱，挽救了丈夫的生命，并独自偿还债务。但是丈夫知道真相后，不仅不体恤她的苦衷，反而害怕损害自己的声名，严厉斥骂娜拉。娜拉终于认清了自己在家中的卑微处境，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她大声宣称：“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

为了身体力行易卜生主义，胡适曾模仿《玩偶之家》创作了一个“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于1919年3月发表在《新青年》6卷3号上。剧中的田小姐因不满父母对自己婚姻的干涉，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当自己决断”的纸条，毅然离家出走。可以说，胡适创造了中国话剧第一个“娜拉式”的女性。随后，张扬个性、反抗包办婚姻、走出黑暗家庭的女性便不断出现在戏剧中。欧阳予倩的《泼妇》《潘金莲》、白薇的《琳丽》《打出幽灵塔》、石评梅的《这是谁的罪？》、濮舜卿的《人间的乐园》、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等一系列剧作，剧中主人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映现出“娜拉”的影子，“娜拉”几乎成为那一代觉醒了的女性的代名词。

欧阳予倩创作于1925年的《泼妇》，显然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剧中，青年学生陈慎之和于素心自由恋爱结婚，陈慎之毕业后当上了银行经理，养尊处优，家庭生活也开始走向颓唐。他的男权意识潜滋暗长，竟然把一个妓女收买为妾。于素心面对丈夫的负心，没有逆来顺受，而是以勇敢者的泼辣行动维护女性尊严，她不仅自己同陈慎之离婚，还迫使陈慎之废止纳妾。然后，带上儿子和被废的小妾离家出走，寻找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

这些“出走型”的戏剧主人公，像娜拉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勇于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哪怕这种自我选择不为传统社会和一般的伦理道德所容。潘金莲本来是《水浒传》中一个被公认的淫妇形象，但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浪潮中，剧作家欧阳予倩却率先为她翻案，于1928年写出了《潘金莲》，把主人公塑造成身世不幸却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潘金莲因反抗主子张大户的淫威，被迫嫁给窝囊、委琐、身体畸形的武大郎。她与这样的丈夫毫无情感可言，而仪表堂堂的打虎英雄武松一出现，就让她春心大动，爱得痴狂。她对武松说：“我是地狱里头的人，见了你，好比见了太阳一样。”而武松囿于礼法，不敢接受这样的爱情，潘金莲在无奈中，错爱了与武松有几分相像的西门庆。当武松前来杀她的时候，潘金莲慷慨赴死，坦然地说：“能够死在心爱之人手里，就死，也心甘情愿。”潘金莲从情感的“出走”到生命的“捐弃”，最终脱离了现实的拘囿。她的死不再具有传统意识中冤冤相报、正义得申的属性，简直成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浪漫殉情。

在不同的戏剧作品中，“出走”有时候是表现为现实的行动，这多半发生在无爱而封闭的生活情景中；
“出走”有时候也是一种灵魂逃离的象征，即以剧中主人公的死来表示精神的“出走”，这多半发生在有爱无缘的生活情景中。无论是个人对家庭的叛逆、背离，还是生命对现实的逃避，都反映着人们反抗传统道德的集体无意识。在具体的戏剧结构中，迫使剧中人必须出走的原因，总是传统的威权与意识的象征，如凶恶、专制的父亲(《这是谁的罪？》《打出幽灵塔》)，刁钻阴狠的母亲(《孔雀东南飞》)，或貌似新青年、实则骨子里因袭了许多旧意识的人物(《人间的乐园》中的亚当、《琳丽》中的琴澜)等。当有爱与无爱的人们都被迫出走的时候，只能证明女性的自由意志已经开始冲破家庭的藩篱，同时也证明支撑这个社会的传统道德与伦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尽管娜拉们出走之后(如果不死)，还面临着很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出了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的现代女性观念，可以说深化了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现实思考)，但是，走出封闭家庭，参与公众生活，毕竟是现代女性解放征途的起点。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女性的存在价值，是要靠男人和男人把持的价值体系去界定的，女性的“出走”，正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背离、对社会主流意识的蔑视、对男性专制制度的颠覆。

在五四时期，人们对易卜生思想及其戏剧的理解，更多地着眼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力图取法其上，为我所用，因此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读”，比如忽视易卜生戏剧的诗意，忽视其对戏剧结构的讲究、对人物内心的揭示以及形象塑造的功力，只强调表现社会问题，宣扬个性主义，结果导致戏剧创作越来越单薄、直白、空洞，缺乏美学韵味，五四时期的部分剧本，确实出现了“只见问题不见戏剧”的缺陷。

(节选自《易卜生与百年中国话剧》，有删改) 赏析　易卜生，一个远在挪威的戏剧家，却在中国的五四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易卜生的作品进入中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与文化受其影响，都产生了变革。在他的娜拉形象，一个女权解放的先驱的引导下，我国的妇女运动从五四至今依然在进行着，思想及其影响一直在延续。由此可见，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对中国影响之深刻。其实，《玩偶之家》并不是易卜生最优秀的作品，他的创作风格并不仅仅是写实的。他的早期戏剧多取材于北欧神话、历史传奇，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中期戏剧多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显示了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特色；
而晚期戏剧则充满了神秘与象征的寓意。但是中国人却偏偏看重他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并由此掀起了中国社会问题剧创作的第一波浪潮，这只能说明外来文化的影响最终将取决于接受主体的自身所需。

文二：
中西诗在人伦上的比较 朱光潜 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的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位置。把屈原、杜甫、陆游诸人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注《诗经》把许多男女相悦的诗看成讽刺时事的。张惠言说温飞卿的《菩萨蛮》十四章为“感士不遇之作”。这种办法固然有些牵强附会。近来人却又另走极端把真正忠君爱国的诗也贴上爱情的徽帜，例如《离骚》《远游》一类的著作竟有人认为是爱情诗。我以为这也未免失之牵强附会。看过西方诗的学者见到爱情在西方诗中那样重要，以为它在中国诗中也应该很重要。他们不知道中西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本来不同，恋爱在从前的中国实在没有现代中国人所想的那样重要。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友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诗人中为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诸人虽亦以交谊著，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

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有几层原因。第一，西方社会表面上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以至掩盖其他人与人的关系。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往往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在近代尤其如此。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文人往往费大半生的光阴于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们朝夕所接触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

第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的影响，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欣合，在中国得于友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子的地位较低。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加以中国社会理想侧重功名事业，“随着四婆裙”在儒家看是一件耻事。

第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像隋炀帝李后主几位风流天子都为世所诟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
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

这并非说中国诗人不能深于情。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
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诗，雪莱和布朗宁诸人的短诗是“慕”的胜境；
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总观全体，我们可以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
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
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赏析　朱光潜先生是著名的美学家，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不但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的《美学》等等，而且在融合中西美学、探索中国传统美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美学体系。这篇文章，朱先生对比了中外诗歌中爱情诗的地位、比重，然后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读来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文三：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
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
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模仿和写实，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有删改) 赏析　这篇文章谈的是中西方文化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艺术中的不同表现。文章列举了一些类型相近的中外艺术作品的不同表现，对比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理念，并分析了其内在原因，从而让我们认识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文章最后还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端，然后明确了中西方文化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观点。

二、单元主题＋素材积累 1．有关“文化交流”的名人名言 (1)不论来自西方或者东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些改变。即使来个文化大竞赛，也不要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巴金 (2)加强文化交流互鉴，是世界文化发展繁荣的强大动力。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从其他文明汲取养分、择善而从。不同国家文化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不仅能够有力推动自身文化的传承创新，还能不断丰富人类文明的宝库，为世界文化发展繁荣注入源头活水。——刘延东 (3)坚持本土文化描述的独立电影，才能够提供一些文化的差异性。我越来越觉得，只有在差异中人类才能找到情感的沟通和位置的平衡。——贾樟柯 (4)文化要融合，必须要从让大家互相碰撞开始，你要了解差异前，先要发现差异，然后才能决定哪个是正确的方向，大家看到对的方向后，才能认真执行下去。——杨元庆 (5)对待爱情的方式在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有人给丈夫下药投毒，有人则通过给毛茸茸的小动物注射药剂，观察它们的反应来获得启示。——[美]梅根·莱斯洛琦 (6)创造力来源于不同事物的意外组合。使差异最显著的最佳方法是把不同年龄、有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搀杂在一起。——[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7)英、法的“文明”概念集中反映出这两个民族对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所起的进步作用的骄傲，但在德语中却是次一等的概念，德国人用“文化”来表示对自身民族的特点和成就所感到的骄傲。从普遍意义上说，“文明”可指人类共同的东西，而“文化”则更多指民族差异和群体特征。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意识，那么“文化”则表达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8)我国旧时代的艺文没有不模仿中国的，这和大正、昭和文化全盘西化似乎没什么两样。我国文化无论今昔都不外乎是他国文化之假借。唯仔细加以研究，今昔之间稍有差异的是关于假借的方法和模仿的精神，一是极为真率；
一是甚为轻浮。一是对他国文化认真咀嚼玩味，使之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一是相反，一味迎合新奇而全然无遑顾盼自己。

——[日]永井荷风 2．有关“文化交流”的名人事迹 (1)张骞(前164—前114)，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由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张骞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2)玄奘(602—664)，本名陈祎，唐代著名高僧，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一说元年)经凉州出玉门关西行五万里赴天竺，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前后十七年，遍学了当时大小乘各种学说，并与一些学者展开辩论，名震五竺。公元645年，玄奘归来，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及其弟子翻译典籍75部(1 335卷)。玄奘将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编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爱国及护持佛法的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使者。

(3)鉴真(688—763)，唐代僧人。天宝元年(742)，应日本入唐学问僧荣叡、普照之邀，与弟子祥彦、思托等东渡日本。先后五次航行受挫，年逾六十，双目失明，但矢志不悔。十二载，又受日本国使迎请，与比丘法进、昙静、尼智首、优婆塞潘仙童等随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使舶第六次航行成功，到达日本九州萨摩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目浦)。次年，于奈良东大寺建坛，天皇授为传灯法师。为圣武天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等四百余人受戒，开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之始。天平宝字三年(759)创建唐招提寺，传布律宗。为日本律宗创始者。东渡时，带去大批佛教典籍、佛像、法物，并将中国建筑、雕塑、医学、书法等介绍到日本。卒于唐招提寺。弟子为其所制夹纻坐像，至今供奉寺中开山堂，定为日本国宝。

(4)郑和(1371？—1433？)，明代航海家、外交家。1405年至1424年，郑和六次作为正使太监下西洋。1430年受命第七次下西洋，一说在途中于1433年卒于古里国。郑和下西洋，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但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就是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它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使中国先进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另外，以郑和下西洋为契机，更多的中国人来到南洋，为南洋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马可·波罗(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商人。他在元世祖时来华，居住了十几年。这些经历，被他写在了《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这本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地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书中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从而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